在旧体制中，掌权者口含天宪，完全控制了高级法，而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完全抱持法律实证主义态度，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完全无关。

作为分散式审查，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工作效能，满足社会各界的现实需求。但是，这一建议最终未被采纳。

可是，依据谁批准，谁审查的一般逻辑，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断：当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报请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后者若经审查认为前者与《宪法》相抵触，就可以不予批准或者采取其他类似措施。[32]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限于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批阶段。详见季卫东：《日本宪法保障制度设计的不同思路》，载《交大法学》2017年第1期。可见，合宪性审查有助于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法制统一，其进路就是确保包括地方性法规在内的下位法与《宪法》相协调。[51]有学者通过考察德国的实践指出，抽象规范审查在实践中作用不彰。

（一）作为分散式审查的功效和局限 我国目前有23个省和5个自治区，因而，有权针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的省级人大常委会共计28个。然而，依据有限的搜索，[24]至少有10个省、自治区在其现行地方性法规中规定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于已经施行之同级政府规章的合宪性审查。[9] 第三，去价值化的研究方法隐藏了行动背后的价值判断。

这些自我解释构成了政治科学展开的前提。[17][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7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39]这一真理体现在奥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帝之城》以及中世纪教会国家的政治组织之中。

其次，作者提倡一种范式的转换或者重建，即用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理论，来描述、诊断西方文明危机的现象和问题的根源。（二）新的政治科学范式及其结构 在对实证主义的问题加以揭示过后，沃格林提出了自己所倡导的新的范式。

早期帝国（如蒙古国）都采用此种符号话语，甚至连今天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此种真理遗迹的世俗化形态。[43]同上书，第83～84页。[36]今天，我们也会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无论是人的认识能力，还是行动能力，都是在历史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并且逐渐被人自身所意识到。

关键词:  沃格林 新政治科学 社会自我解释 公法人 导言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年）是20世纪声名显赫的哲学家。另一方面，人是历史的存在。在内部的维度，人可以将其所认知到的存在反映出来，进而反思或者干预外部的存在。比如，爱欲就是从特定的性欲对象转变为对亲属、朋友等其他对象的欲望：我们认为，文化是生存的压力下，以牺牲欲望的满足为代价生成的。

宪法既要发挥人的所有维度，又要抑制一些维度，并通过宪法实施将此种设定充分发挥出来。尤其是，存在意义上的代表制实际是西方现代性文明在政治领域的一种体现。

[12]19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实质上歪曲了科学探究的古典传统，哲学式的思考方式被遗忘。虽然，可能没有同一个梦想，但确实是有同一个世界。

造成此种历史思辨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不容忍时代衰老的意识，不接受关于文明停滞的观念。[15]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31]在施米特（Carl Schmitt）的宪法概念中也有此种类似特征，即绝对宪法概念所强调的是存在状态（社会秩序），而相对宪法概念强调的是法律状态。[6]实际上，由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学的经典作品里面体现得非常明显。第一种原因使人求利、第二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安全、第三种原因则使人为了求名誉而进行侵犯。其反对19世纪以来实证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过度宰制，倡导一种回到古希腊意义上的科学和理性传统，展开对人与政治社会的研究。

二是，人处于一种持久的危险之中，即背离了关于信仰上帝并得到恩典才具有的灵，而深陷于自爱的陷阱。[32]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一章、第二章。

在施特劳斯对于现代性的诊断中也有一些相类似的判断，如认为现代政治不再强调德性的作用等。[81][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刘宗坤、吴增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

刘刚：《政治代表概念的源流——兼论我国宪法的代表结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24][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41页。

[45][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87页。[70]与施特劳斯不同的是，沃格林后来提出了一套以秩序结构为核心范畴的分析框架，来对历史经验进行梳理。[8] 第二，在对事实的解释中产生破坏后果。这些被牺牲的欲望中，性冲动占了绝大部分。

他指出：科学是为了求得关于各种存在领域之性质的真理的研究。中文世界的相关论文有：叶颖：《寻求秩序：埃里克·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载《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而在最后对于现代性的拯救中，他寄希望于英美式的民主制度，其原因何在呢？ 实际上，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讨论了所谓的灵魂真理，即人的灵魂秩序。因此，沃格林认为，人或者由人组成的社会，内含有一套自我解释来展示他（她）们所经验到的存在状态——人并不是等着科学向他解释他的生活，理论家探讨社会现实时，会发现该领域先已充斥着可称为社会自我解释的东西。

3个时代的逐步演进过程，是属灵的灵验明显增加的过程，越来越高级。[60]基于对确定性的探求，现代的灵知主义就此开端。

我们可以简单概述一下这个线索。在不同的境遇下，可能会有所偏向，这就牵涉权利义务的配置。[30]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七章、第八章和第十九章。[11][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

代表制的问题应该是政治哲学或者公法理论中的经典问题，目前也有一些相关的文献论及，这里不作细致的评论。但是否有更多的维度的思考，值得我们去反思。

但是，对这样的价值的有效性作出判断，这是信仰的事情，此外，也许是对生活和世界根据其意义所作出的思辨考察和诠释的一个任务，但肯定不是在这个地方所应当从事的那种经验科学的对象。[32]仔细品味这些相似之处，就可以发现，对于政治社会来讲，保证存在状态或者说秩序状态是第一位的，而无论存在的形式是什么。

就此我们可以预见沃格林的重要性。[80]参见[美]保罗·卡恩：《摆正自由主义的位置》，田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